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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出国劳务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缩影，一个海外游子的生命历程，一个中国人对异国朋友的想念和祝福——题记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地球在太阳的烘箱里飞速地旋转，江河湖海的水汽不停地翻卷蒸发，每一个日子都蕴含着氤氲感怀的气息。

地球在太阳的烘烤下辗转反侧，我常常想起我的地球的另一面。

那里的旱季还像从前一样焦热么，还有那里的雨季，今年,是不是又下了一场接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雨。

在几内亚工作的日子里，虽然我一天天都在向祖国的方向眺望，常常在心里掐算着回家的日子，可是一旦回来了，却时时在心底里遥望着那片我曾经留下过汗水的国度，朝思暮想，任风卷云舒、韶华消逝，时刻激荡着一颗年轻的心跳。

我曾经对我的女儿说，等你长大了，爸爸带你去西非几内亚，去看看爸爸和叔叔伯伯们曾经修造的跨国公路，看看非洲的原始丛林和那里的黑人朋友。女儿似乎对这一切并不感兴趣，她感兴趣的也许只是非洲狮子、长颈鹿、白蚁部落等等一类的奇异。她问我，爸爸你在那里见过狮子么。我说没有，女儿显得很失望，也许在非洲狮子的家乡，连狮子都没有见过的爸爸一点都不值得炫耀。

几内亚是一个非洲大地上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度，也是从法国的殖民锁链下挣脱出来的一个新生的国家。时至今日，虽然现代文明已经渗透到了它的角角落落，但它仍然处处浸润着原始部落的气息。不论你从任何一个方位和角度望去，它的泥墙草顶的村村寨寨，红色粗犷的土地，葱郁的丛林还是那样无声地偎依在一起，浑然一体，但却在无时无刻孕育着开垦的欣喜，发掘的奇迹。

几内亚是那样的神秘。几内亚是几内亚人的几内亚，也是我记忆中永远的几内亚，是我生命中的几内亚。她是我生命中的奇珍异宝，她的绚丽丰姿是我梦中的渴望。因为她飘摇在郁郁葱葱的芒果树下，欢笑在高耸摇曳的椰子林里。还因为她是西非的“水塔”，发源于几内亚佛塔扎隆高原的尼日尔河流淌不息，日日夜夜浇灌着西部非洲的大地，向人们诉说着非洲悲壮的、艰辛的过去，吟诵着充满希望的未来。

 

（一）初到几内亚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我清晰地记得，在2002年的大年初四，在人们都还沉浸在喜庆佳节的氛围里，我却在西安火车站洒泪挥别妻子幼女，和我的一帮同事踏上了前去异国他乡的旅程。在月台上，我紧紧地抱着我的刚满五岁的女儿。虽然天寒地冻，我还是忍不住把手伸进了孩子的棉衣，用手抚摸着孩子赢弱的脊背，孩子一双无助的眼睛望着我，骨肉亲情浓缩在了离别的瞬间，一股背井离乡的怅然让人不禁萧然泪下。

我们乘坐的东航飞机从上海起飞的时候，正值午夜，小雨淅沥，停机坪在荧光灯的照耀下，闪烁着斑驳迷离的离情别影。飞机从跑道的灯影中刚一抬头，就一下子就扎进了浓重的夜幕中，先是朝着东海抬升，转而扭身向北飞去。我的眼睛紧紧盯着轩窗下，看着越来越缥缈虚无的点点灯影，无边的思绪融进了暗夜里。一个小时后，飞机来到了北京的上空。有很多年了，我已经没有去过北京了，想不到，今天我竟以这样的方式亲近你啊，我的北京城。飞机在北京的近郊划过，机翼下的京城灯火通明，机舱中的我竟不由得暗泪涌动。故国别情，常人之情，游子伤情，北京城的灯影永远留在了一个游子的记忆中。

飞离北京后，座位后的小荧屏不断指示飞经国家的城市和飞行路线，蒙古乌兰巴托、俄罗斯圣彼得堡以及芬兰、瑞典、丹麦和德国从机翼下一一划过。由于时差的关系，飞机始终在黑夜中穿行。天渐渐亮起来的时候，飞机终于来到了法国巴黎的近郊。在机舱里呆了十多个小时，我们都显得很疲惫，我的脚略微有些浮肿，但我们还是怀着新奇，把额头抵在窗户玻璃上向外张望。

浑沌中的巴黎城还是大致能够看清轮廓的。巴黎城和西安、北京四方四整的格局炯然不同，呈狭长形，沿着赛茵河两岸延展着。只是我们无缘见识风情万种的巴黎城真面目。

在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停留了五个小时后，我们又登上了飞往目的地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航班。八个小时，法航班机向南一路飞经西班牙、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和塞内加尔等国的上空，在当地下午五时左右降落在科纳克里机场。

科纳克里机场建造在延伸到大西洋的海滨滩涂上，在飞机盘旋降落的时间里，神秘莫测的大西洋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无垠的暗蓝洋面上浮荡着诡秘的雾气。几内亚，我们就要在你的怀抱里开始新的工作和生活了。

一出机舱门，首先迎接我们的是扑面而来的热浪，这仍然让多少有些心理准备的我吃了一惊。这时候的中国正是北风料峭冬雪寒，想不到转眼间我们就一下子掉进了蒸笼里，热汗涌遍了全身。除此之外，前前后后都是黑色的面孔，充满鼻孔的是令人不适的浓重狐臭气味。我的生命历程中不期而遇的几内亚就这样向我拉开了序幕。我知道，在此后的两年时光里，我要尽快熟悉并适应这里的生活，并融入到几内亚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开始人生历程的新解读。

先我们一个月到达的项目领导在机场迎接我们。为了简化出海关的手续，有人给在机场办手续的执勤警察递过去了一些几内亚法郎，我们就顺利通过了海关的例行检查。接我们的面包车出了嘈杂混乱的机场，就一路沿着起伏的丘陵公路进入了延伸到大西洋半岛上的科纳克里市区。科纳克里位于西非大西洋之滨，市区地跨卡卢姆半岛和通博岛，其间有海滨大道相连。据悉，科纳克里人口约90万，1884年由法国建立，1893年成为法属几内亚殖民地首府，1958年成为独立后的几内亚首都，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水陆交通枢纽。

在科纳克里耀眼的夕阳下，我们对这个陌生的国度充满了好奇，可是大家都默不作声，各自想着心事，车里弥漫着好奇和陌生的气息，因为压根不知道要向先来的同事问些什么，只是一个劲地向外张望。街道两边，除了历历在目的楼房外，满眼都是平房店铺以及沿街搭建的各式各样的花花绿绿的简易棚子，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其中吆喝叫卖。汽车喇叭声此起彼伏，人们在马路上随意穿行着。这一切似乎和我想象中的首都相去甚远，也许只有这样才是一个非洲国家首都的真面目吧。汽车离开了主街进入了小巷，驶上了青色的碎石路面。小巷两侧是一些独居的院落，院墙洁白或是青灰，掩映在芒果树下，显得尤其静谧。

面包车在一座院落前停了下来，这里是河南国际公司驻几内亚的项目部。我们在这里略作休整，吃了两天来第一顿可口的面条，并和项目部的刘晓敏经理见了面。刘经理大约三十四五的年纪，是一个洒脱大方的女同志。据说，刘经理已经在几内亚工作了六七年了，在几内亚很有影响。对我们这群想出来短暂淘金的人来说，我们只有向她表示敬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刘经理先后几次到我们的工地检查指导工作。

在项目部略作休整后，我们又驱车来到“世纪高大”，这里也叫做“中国城”。这是一座“L”型的四层楼建筑，是中国粮农组织属下的科巴农场设立在几内亚首都的基地，附近是中国医疗队和大使馆经参处的几座楼房，在周围低矮建筑的包围中很是显眼。到了这里，住上了中国的楼房，周围又都是中国人，大家拘谨的心理一下子放松了，开始有说有笑，有人提出赶紧给家里打个平安电话吧，可一算时间，此时远在祖国的家人正在凌晨的睡梦里，也只好作罢。

次日，大家都早早地起来了，开始做向工地出发的准备。我们要去的工地，离科纳克里首都还有近800公里的路程，位于几内亚东北部一个叫锡吉里的地方。因为要等去市内办事的一个同志回来一块走，我们一直等到了中午饭后。在这期间，大家挨个用项目部仅有的一个卫星电话和家里人通了一个简短的电话。也许是电波要从地球的另一面传过来又传过去，你可以感觉到你说的话慢慢悠悠的向中国跑去，对方的话又一字一句慢慢悠悠传过来，不禁令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自此后，妻女在地球的另一面，我在地球的这一面，黑夜白昼颠倒，时空轮回，音讯飘渺。

下午一点，我们一行三辆车开始出城向锡吉里出发。快进入高雅山区的时候，一辆三菱吉普的油泵出现了故障，走不了几公里，就要停下来修理，项目领导就安排这辆车返回科纳克里修理，于是吉普车上的同志只好都挤在了面包车上。我们走的这条公路东西横穿几内亚全境，中间要翻越几座大山，这些山脉也是整个西非的屋脊。蜿蜒曲折流经4000多公里，滋润着西非2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流经几内亚、马里、尼日尔、贝宁和尼日利亚王国，最后注入大西洋几内亚湾的尼日尔河就发源于此。汽车在高耸雄峻的大山间穿行，满眼都是郁郁葱葱的植被。有时候，汽车在山角上拐弯的时候，你可以凌空俯视山底下突然出现的一大片平整的田地，以及田间地头的椰子林，异域风貌尽收眼底。有人给我们指着远处一座缭绕着白色雾气的山峰，说那就是高雅山的主峰，山脚下那片白色的建筑就是高雅矿泉水厂，几乎全科纳克里的矿泉水都是这里生产的。

穿过山区，车辆进入了几内亚中东部平原地带，天色渐渐地暗下来了，车灯划开了黑暗，耳边是车辆疾行时风的哨音。近午夜12点，我们的车子进入了达博拉市郊外的一座旅馆。由于来得较晚，我们的人安排不下，项目领导就提议大家挤一下将就一晚，大家就三三两两地分头住下了。这里也许只能算是一座旅馆，和中国古老又典型的大车店有着近乎相似的布局，四面是一圈平房，中间是一片开阔的场地，场地中间点缀着几块四四方方的小花园。房内比外面更闷热，有几个房子的电风扇坏了，于是，实在忍受不了酷热的同事就出来了，从一个录像厅里搬了些塑料椅子，大家一起围坐在院落中间的水泥地上闲聊，我当然也在其间。在几内亚我也就住过这么一次当地旅馆，还是和大家在院子里坐了一个晚上，给蚊子提供了一夜的美食。

第二天早上，与昨天下午的山区景色全然不同，汽车几乎一直行进在平原丘陵地带。由于正值几内亚的旱季，路两边的近一人高的干枯茅草一眼望不到边，草原的中间点缀着一些高大兀立的面包树或是木棉树，这样的景色就是我们经常在电视画面上见过的非洲大草原吧。车子走到距离几内亚第二大城市康康市大约还有五十公里的地方，下了柏油路面，向西北方向驶上了红土路，车后扬起了滚滚红尘，两辆车只得拉开了距离。车辆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颠簸前行，就像远古征战在荒原上的勇士一样，一路披荆斩棘，向前方无畏地冲去。

伴着我们前行的，还有道路右侧不远处的尼日尔河。“尼日尔”这个名字是从法语一词音译而来的。关于尼日尔这个名称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认为是“河流”的意思；另一种认为是“黑色”的意思，即“黑人地区的河流”。但尼日尔河源远流长，两岸又居住着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出于对尼日尔河的热爱和赞美，又都用自己民族的语言，对尼日尔河赋予了各种美妙动听的名称。几内亚和马里人称之为“朱莉芭”。“芭”是河的意思，而“朱莉”则有两层意思：即“伟大的血液”和“伟大的歌手”。旱季中的尼日尔河的身影并不丰美，还没有给我们这群初来乍到者展示它的气势磅礴的真面目。

中午时分，我们来到了廷基索河边，等待乘轮渡过河。廷基索河是尼日尔河的两条重要支流之一，在锡吉里市附近汇入尼日尔河。站在渡口的河岸台地上，可以远远地看到两河交汇处那宽阔的河面。渡轮拉响汽笛缓缓地靠了岸，船头的两块巨大的踏板被船工用铁链放下，搭在了湿滑的泥岸上。渡轮上的车辆和人们挤作一团，争相上岸，真是一派为了生活、为了生存而不惜奔忙的景象。这样的景象，以后我们也无数次地置身其中。这条德国造的年代久远的遍体油污的渡轮，是我们来往于两河间进行公路施工的唯一通道。

过了廷基索河，又前行了十多公里，我们终于来到了不远万里行程奔波而来的目的地——锡吉里市。这座地处几内亚东北部边境城市的名字是由法国入侵者命名的。据说，法国殖民入侵者首次来到这里时，问一个当地马林格族人：这是什么地方？这名当地人听不懂法语，面对气势汹汹的侵略者，只是惶恐地说，“锡吉里”、“锡吉里”。“锡吉里”在几内亚马林格族语言里的意思是“请坐”，于是，“锡吉里”就成了这座城市的正式名称。“锡吉里”市大约有四五万人口，是隶属于康康省的一个小省。

我们租住在一个几内亚法官的独居小院里，这名法官在科纳克里工作，这座小院是他在家乡的寓所。这座小院在当地还算是一座不错的房子，有六间居室，一个大客厅，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院子里铺着青色的碎石。令人无比欣慰的是，院子里还种着四五棵芒果树，金黄的芒果挂满了枝头。掸去行李上厚厚的一层红色尘土，一路劳顿疲乏的我们随便吃了一点面条，就倒头睡下了，这一觉竟一直睡到了第二天的早晨。

在几内亚的一个平凡普通的早晨，在甜香的芒果气息里，我们在异国他乡的新的工作和生活开始了。

 

                                  （二）工棚里的日子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项目部的基地建设是在一个月后展开的。在开始基地建设前的一个月时间里，前期到达的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了公路导线的复测工作，并做了一些技术资料上的准备。我们承建的公路项目起自几内亚康康市的尼日尔河西岸一个叫尼昂当科的小村，越过廷基索河，终点在与法国沙道木公司承建路段接壤处的多哥小镇，全长83.6公里，是几内亚康康市到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市跨国公路中的一段，由阿拉伯基金（伊斯兰开发银行、非洲经济发展阿拉伯银行和科威特开发基金）投资，计划工期两年。

当地省政府给我们派来了一名人事助理，协助我们开展雇工招聘和劳资处理工作，他叫随拉﹡亚穆萨，大约有一米八五高，长着一副憨厚诚实的面孔。以后大量的工作证明，随拉的工作得到了大家的充分认可。从心底里讲，在几内亚的岁月里，随拉和我真挚的忘年交友谊历久弥新，冲淡了乡愁，解决了我的许多困惑，是我面对异域生活的良师益友。其实，随拉并不清楚，对于他的到来，起初我们还是带有一点抵触情绪的，说白了，就是不太欢迎。因为我们的项目投标价太低，担心他过来后，在雇工工资待遇方面强调得太多，会导致人工费增加。

随拉刚来的时候，项目正在进行公路导线测量，只雇了几个当地人协助搬运和架设测量仪器，没有太多的事，我就告诉他在家里等着，有事我就派人去他家里叫他，随拉很痛快地答应了。一转眼一个月快过去了，我一次也没有去找过他，中间他来过几次，也都被我搪塞回去了。渐渐的，随拉急了，开始缠着我要求工作，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我知道随拉和我一样，是个急脾气，他一着急，他的手势比划的频率很明显有些快。

当时，项目上的确没有多少事，我也正在帮忙做一些辅助性工作，具体地讲，就是帮灶，协助炊事员洗洗菜、刷刷锅，按点烧开水。因为几内亚正值旱季酷暑，从工地回来的同志个个都是嗓子眼冒火，烧开水的事显得尤为重要，当然我也烧得很认真和投入。

在几内亚炎热的旱季里，我烧了整整一个月的柴火灶。穿着大裤衩、拖鞋，把一根根劈好的木块塞进炉膛里时，通红的火舌就会一下子迎出来，把人烤得直往后退，渐渐地，习惯了，我有时也会细细地端详那些未劈开的圆木，那多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红木，殷红坚硬的圆木表面上总有一些虫子噬咬爬动过的痕迹，或是一些昆虫尸体侵蚀留下的形状，都是一些很雅致的图案，我常常望着这些图案出神，然后带着怜惜或是涅磐的想法把它们一一投进火里。有时候，随拉过来了，就不声不响站在我的身后，待我回过头来，他就会非常真诚地抱怨，说我们两个都是管人的，你为什么在这里做饭，这是妇女干的活。其实，这正是随拉对中国人产生了解的开始。随拉更不知道，今后同他长期合作工作，进而成为亲密朋友的人，出国之前还是一个企业的中层管理干部。中国人讲求什么事都要干，什么苦都要吃，烧烧火就算是练练基本功吧。在烧火中还是有所悟的，我问我的同事，你们知道哪里最凉快吗? 有的答,当然是空调房里最凉快，有的答，树荫底下也凉快，不一而足。他们反问我，你说哪里最凉快,我平静地回答，就像我这样，赤身穿着大裤衩，在通红的炉膛前呆上十分钟，然后离开，哪里都凉快。

总而言之，我在惬意地烧火的时候，随拉在纳闷和思考，就像一个中国人对一个外国人的举动在探究，在揣测，说得高深一点，就是东西方的文化在交流，在碰撞。

我们的基地被锡吉里省政府指定在离市区西南约两三公里的一个山脚下。这其实并不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山，而是尼日尔河冲积平原上的二级台地。台地上面是一个简易的小飞机场，飞机跑道是红土泥结石建造的，每当有飞机起降的时候，巨大的轰鸣声过后，滚滚红尘就会升腾而起。小山上布满了嶙峋的怪石和盘根错节的灌木丛，一些焦黑的枯桩上爬满了灌木的虬枝。山下就是我们即将建设的基地，这是一块长满了芒果树的野地，在芒果树林和小山交接的茅草中，零乱散布着一些不太突兀的坟头。引领我们到这里查勘的当地工程部的卡马拉说，你们在这里盖房子的时候，要注意避开这里的坟头。听卡马拉这么一说，我们不仅有些毛骨悚然。也就是说，今后的两年时光里，我们就要与这些孤魂野鬼比邻为居了。虽然这里的芒果树枝繁叶茂，挂满了青果，但为了便于建造房基，我们只好雇人砍去了大部分。

此时，正是几内亚旱季的开始，无边的炎热裹挟着一切，远处的河流和沼泽在蒸腾的热浪中飘缈起伏。这也许是我此生经受过的最燥热的考验，我们无处躲藏，只能无奈地默默忍受。

随着项目来人的增多，原来租住的居所已经无法容纳，只能把人员分散居住。项目领导说，我们抽出一部分人先进驻基地吧，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第一个报了名。也许这样的选择是缘于儿时的记忆，夏夜里睡在麦场上可以沐清风看星星。我第一个搬进了在基地先搭建起来的工棚，把床铺安置在最靠边的位置上。

这个工棚和农民工工棚基本类同，也许还不如，因为这个工棚四面都没有完整的围墙，仅仅用一人高的厚塑料布围了一圈，上面是一块块铁皮拼接起来的屋顶，在棚子的南面开了一个口子，可以方便人进出和取用工具。工棚里陆陆续续住进来了二十几个同事，一个个床铺间约有一米多一点的距离，一字排开。由于被褥都是从国内运来的军用品，乍看起来就像是一座野外拉练的军营。当地人觉得很好奇，悄悄地问我，你们都是军人吧，我说，是。当地人更感到好奇了，你们国家的军人也修公路。我说，是。说这话的时候，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多少有些狐假虎威的意思吧。几内亚人对中国军人很是崇拜，据他们说，在康康市就有中国军官帮助他们训练军队。

住进工棚的第一天，大家都很新奇和兴奋，有的同志一个劲地说，天作屋顶，地作舍，真敞亮啊。黑人男女老少也像赶集一样，一拨拨地来参观。锡吉里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中国人，他们能不感到惊奇吗。对于当地人来说，我们是真真正正的外国人，况且又是从地球的另一面来的亚洲人，黄皮肤，黑眼睛。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世世代代都没有机会到中国去，但如今却要在自己的家门口，同中国人共饮一河水，共顶一片天，在一起生活和工作了。来这里的，也有询问工作的，因为随拉早已经把招工告示贴到了锡吉里省政府的墙上了。

夜幕降临了，白天还熙熙攘攘的基地一下子静了下来，恢复了原野的本来面目，远近的树梢化作了一团团的鬼魅黑影，氤氲的炊烟，不远处公路上大货车呼啸而过扬起的尘土，在我们四处照来照去的手电筒的光柱中变化出各种各样鬼魅的图形。这是身处异国他乡旷野里的一个夜晚，紧贴着工棚外侧的是一溜荒坟，工棚里是忽明忽暗的烟头的光亮，大家都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心情一会儿烦躁，一会儿又沉静如水。就像路遥所著《人生》中的高加林，对生活中的磨难既感到无奈，又在苦苦地追求着自己的未来吧。一个声音从暗夜里穿来，穿透了我的心肺，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这个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能让我们如愿以偿吗。项目领导不止一次给大家算账，只要你们好好干，项目的收益一定不错，绝不会亏大家的。但愿如此，我的房贷还没有还完，出国前又借了一些钱留作妻儿的生活费，我多么需要挣到一笔钱来度过难关，还可以为自己的将来谋划出一番蓝图。

暗夜里的工棚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鼾声，我不由自主地掐了一下自己的腿，我真的是睡在非洲的原野上吗？我的祖祖辈辈都是在中国的田野里种庄稼，他们哪里会想到，他们的一个儿孙却飘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非洲。当然这并不是值得光宗耀祖的留学，而是要出力流汗，修一条光洁平整的大道，让黑非洲的人民不再在原始丛林中摸索前行。

天不知不觉地亮了，虽然一切都还沉浸在茫茫的雾霭中，但不远处大货车隆隆驶过的巨响，还是把我们从昨夜的失眠中催醒了。我一骨碌从被窝中爬起来，从工棚门口的水桶中舀了半盆水，洗脸，刷牙，把用过的洗脸水出门泼在外面的地上。泼出去的水把红土地上的石子冲得发亮，转眼间就渗透和蒸发不见了。我伸了个懒腰，望着远远近近的树林，呼吸着林莽草丛间弥漫的湿气，心里多少涌上了些快意，这样的生活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够有幸享受到的。现在的我就像那些一镢头一镢头刨地的农民，出门就能看到自己的地，期望着秋后自己的庄稼能有一个好收成。

来基地干活的当地人陆陆续续来了。土建队的高团峰队长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通过翻译给他们安排当天的工作任务。先是要在规划好的空地上，用浆砌石把活动房的基础做出来，都是一些搬运石块、和灰、垒石、灌浆的力气活。当地人初次给中国人干活，都显得很卖力，可除了极个别泥瓦工外，大多数人都显得有些笨手苯脚，于是，高队长就跑东跑西地吆喝招呼，满场子上都是他呼风唤雨的大嗓门。等工地上的活一忙开，老早就来了的随拉向我迎了过来，“早上好，先生，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工（泥瓦匠），你们可以先考考他们”。

随拉对我立下的招工规矩很清楚，那就是不管谁介绍的工人，总要通过我们的试工考察。我把他领来的几名工人交给了高队长。高队长的考试办法既独特又简单，就是让来的人先干上一个上午的重力气活，首先看看他们有没有干活的耐力。下午，再让他们分别砌上一段墙，谁砌得平整合乎要求，就留下谁。最后，有幸被留下的人欢天喜地地回家去了，没有被选上的人垂头丧气的围拢过来，一声声向我们请求。工作啊工作，你的的确确是一个耗费人精气神的魔鬼，能让人笑也能让人哭。

从中国海运来的集装箱经科纳克里港入关后，一车车运抵基地。我们每天都在忙忙碌碌中度过。一睁开眼睛就是卸车，一卸就是一整天。活动房的板壁按照标号被一间间组装了起来。白色的墙壁，红色的屋顶，这就是我们的新家。作为一个男人，如果你一生中都没有亲手盖过一间房子，也许将留下人生中最大的遗憾。盖房子是人类告别混沌与迷茫的标志，尤其是在这打下了人类原始印记的非洲大地上。

在活动房未完工之前，我们依旧住在工棚里。无处不在的酷热充斥着工棚的每一个角落。午休时，我把床铺上的褥子卷起来塞在床下，只把床单铺在木板床上。虽然炎热让人难以入睡，但疲惫毕竟慵懒着人的四肢。一旦在床铺上躺平，睡意还是会很快把人带入梦乡的。在酷热的围裹中，朦朦胧胧之中，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汗珠从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中钻出来，在额头上、胸腹上、四肢上悄悄地汇集着、流动着。我在睡梦中清晰地感知着自己的汗珠的流动，也许这样的午休一生中都会让人记忆犹新。

在这样一个酷暑难耐的环境里，几乎每一个人都把吃苦的本性发挥到了极致。人是最能吃苦的动物，假如是一头猪，怕是早已经奄奄一息了。吃苦本身也许也是一种虚荣吧，尤其是当你无法向同样在吃苦的人诉苦时。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不得不忍受着也许从来也没有吃过的苦。我想，人生的磨难也许就数皮肉之苦最为轻了，也最为明了，直截了当，直达肺腑。

短暂的午休之后，我们又接着上午的工作继续组织雇工组装房子。在繁忙与劳累中，对环境的最初的好奇一点点消失了。我们逐渐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任汗水奔流，静心做自己的事，一切都显得是那样的自然和谐。

房子终于建成了。在西部非洲，在几内亚莽莽丛林中的一个山坳间，五星红旗和黄绿蓝相间的几内亚国旗在热风中猎猎作响，仿佛在弹奏着中几友谊的新篇章。

 

（三）招工与开除

 

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

工作对每一人来说都是人生的必修课。你无论如何都不能轻视自己的工作。

作为项目部的人事部经理，我见过形形色色前来应聘的人。在所有前来应聘的人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大路冰巴”的黑人。冰巴似乎天生投中国人缘，如果脸上不黑，那一定是一张典型的东方人的面孔。我想，冰巴最初给人的感动一定是他的诚恳。他一见到你，首先就是看见了他的微笑。也许他的憨厚的微笑在没有见到你之前，就已经挂在脸上了。我很喜欢冰巴的微笑，至今想起来都感到舒心。因为在我看来，冰巴的微笑是不设防的，充满了善良和诚恳。更为重要的还在于，他的微笑是属于一个包含了无数生活艰辛和沧桑的五十多岁非洲男人的，一个有着七八个孩子的父亲的微笑，这也许是一个非洲家庭的全部微笑的总和。冰巴的微笑让人无法抗拒，更无法拒绝。

冰巴是一个老驾驶员。他的应聘几乎没有什么悬念。冰巴也是我们招聘的第一个驾驶员。自冰巴之后，我们又陆陆续续招聘了几十个驾驶员。冰巴是锡吉里市的老住户，在当地人中很有些人缘。据说，他年轻的时候曾在利比里亚工作过。在我们进行招聘和对雇工进行管理时，冰巴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因为他对当地驾驶员的情况比较熟悉。当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驾驶员或是操作手时，冰巴总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把人找来，虽然这些人中也不排除有他的亲戚朋友，可谓举亲不避嫌吧。冰巴每天从基地的大门进出，总有人会主动同他打招呼。他的脸上也会不自觉地带着骄傲的微笑，言谈举止多少都有些“shif”（领导）的意思了。一个熟悉情况的当地人对于一群一眼抹黑的外国人来说，就像是自己的眼睛一样重要。

科纳克里又海运来了一批设备，派谁去监运哪?大家不约而同想到了冰巴。冰巴借好了出差费，我又同他谈妥了每天的补助。但我还是有些不放心，不是不放心冰巴，而是不放心与他同行的玛拉。玛拉是我们刚刚招聘的一个驾驶员，身材很壮硕，一张圆脸上透出来的是难以掩饰的狡黠。尤其是他的眼睛，好像从来不同你对视三秒以上。你同他谈话的时候，他的头在不停地左右转动，目光在所有视之所及的物品上游走。我对他观察很久了，也许他从来也没有把别人的注意当回事。去科纳克里拉货是冰巴点的玛拉的将。冰巴一个劲地对我说，玛拉是一个非常好的驾驶员，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我将信将疑地同意了，我相信冰巴，我相信他同自己的好朋友一起去执行任务一定不会出什么问题。

他们开着一辆从我们从意大利沙利尼公司买来的二手平板拖车上路了。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出差。对我们的项目而言，这是第一次由当地黑人单独出行去完成项目运输任务。来回将要耗费的油料都是面对面核定的，每天的补助费实行包干，似乎一切可乘之机都在意料之中，想必信任定会得到印证。我相信冰巴，就像他信誓旦旦地保举玛拉一样。

四天过去了，按照预定的时间，冰巴和玛拉应该回来了，可是，直到夜色浓重，基地陷入了寂静，依然不见他们的影子。第五天，他们仍然没有回来，该不会出什么事吧，大家都在悄悄地议论。几内亚的通讯极其落后，当一个人从你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你应该耐心地等着他再一次在你的视线中出现，在这两者之间，他完全在独立自主地行事，你尽可以发挥猜测和想象。与中国相比，也许就连收破烂的都拿着手机遥控生活的时候，几内亚仍然在茫茫的丛林里遥听呼唤的回声。我们用电台同科纳克里联系，回答是前两天他们已经返程了。他们到哪里去了，或是已经走到了什么地方，在达博拉，在库鲁萨，还是已经下了柏油路，在来锡吉里的土路上抛锚了。我们决定第二天就派人派车去寻找。

第二天早上，天刚放亮，我的房门就被敲得砰砰响。我一边应声一边很快穿好衣服打开门。好家伙，冰巴和玛拉一脸倦容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们终于回来了。

一车的物资经过点验没有问题。冰巴和玛拉去财务上领到了包干差费正准备回家休息。这时随拉刚好也过来上班了，我让随拉把他们叫了过来，想询问一下他们路上的情况。冰巴刚要张嘴回答，玛拉抢着说，他们两个一路上轮换着开车，非常辛苦，为什么回来晚了，是因为平板车在路上抛锚了，他们没有吃的也没有多少钱，就到处找朋友借钱修车，耽误了两天，要不早就回来了，回头还要找公司增补住宿费。正当我们在这里谈话的时候，负责修理厂的梁延民同志急急忙忙地跑了过来，说不要让他们走，平板车的轮胎有问题，出门前刚刚换的四条新轮胎全部都被换成了旧的，两条备胎还不知道是从哪里弄来的。我一听到这，刚才正准备对他们说的答谢的话一下子憋了回去，非常生气地对他们说，一块到停车场看看吧。

一到车场，尤其是看到了那两条备胎，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这哪里还是备胎呀，简直就是两幅破鱼网，轮胎里的钢索瞪眼疵眉地裸露在外面，而且还锈迹斑斑，附着在上面的橡胶皮就像陈年的文物。再看车上的四条新轮胎，一个个疤痕累累，还不如原来的旧胎。冰巴呀，冰巴，你在中国人中间赢得的信任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我直视着冰巴，看着冰巴脸上的汗珠一滴滴涌出来，在脸颊上汇缀成线。冰巴不时得把头转向玛拉，而玛拉却显得十分镇静，甚至有点若无其事的样子。看来这件事情并不简单。我对围过来的中国同事说，你们先去忙别的吧，我来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随后，我就安排随拉把保安队长拉贝叫了过来，我要分头对冰巴和玛拉进行询问。

直到这个时候，我仍然相信冰巴是诚实的，起码应该讲一点真话吧。为了营造一点高压气氛，我特意找随队医生高镇南大夫借了一幅深色的石头墨镜戴上。我同翻译在房子坐好后，就让随拉先把冰巴叫了进来。冰巴进房后站在办公桌旁边，眼睛直直地望着我，我也透过墨镜平视着他。我一言不发，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足足有十分钟的时间，我同冰巴始终保持着对视的姿势。墨镜真是一个好东西，我在镜片后清楚地看着冰巴的一举一动，而冰巴也许看到的只是两个圆圆的黑色镜片。空气在时间的流逝中凝固了，冰巴的神情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先是进门后的镇静，进而疑惑，再下来有点不知所措，最后似乎有点手足无措了，他蹲在了地上，但仍然仰着头，一副等着我问话的样子。我不知道冰巴心里在想着什么，就像他难以了解中国人一样。中国人是一个神秘的人群，在面对危机或是解决处理问题时，总会让对手难以捕捉他的下一步的举动，也许是这样，也许是那样，也许根本就不是对手想象的那样。我料到冰巴在这样的气氛中会诚实地讲出他们在路上发生的一切，甚至会清楚地讲出轮胎的来龙去脉。可是我错了，冰巴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简单。不管我和翻译，包括随拉如何询问，冰巴始终都没有承认，他始终坚持是路况不好，轮胎磨损得非常厉害。我对冰巴的信任一下子降到了零点。也许冰巴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冰巴。接下来对玛拉的询问就顺利得多。玛拉很痛快地讲出，是冰巴出主意卖掉了六条轮胎（其中有四条是新的），并在路边找了两条废弃的旧胎当作备胎拉了回来，而且卖轮胎的钱冰巴只给了他不到一半。

经过商量，我们给冰巴做出了开除的决定，并把开除文件送到了当地省政府劳工部。这也是我们作出的第一个开除决定。而对玛拉，我们对他作出了停工一个星期的反省决定。尽管我们知道那个偷卖轮胎的主意恐怕出自于他，但他毕竟还存有着一丝“坦诚”。因为我们毕竟没有最为直接的证据，也许也因为冰巴出于对朋友的“默认”。面对开除决定，冰巴一下难以接受，天天找劳工部哀求，同时不停地找中国人，随队医生，车场修理工，项目领班，凡是他能认识的中国人几乎都找遍了，尤其是不停地找随拉恳求。在印象里，好像他只直接找过我一次，我冷下心断然回绝了。时间一长，冰巴的身影在基地慢慢地消失了。但关于冰巴的消息却不断传到我的耳边，有人说，冰巴经常坐在锡吉里市路口一个小咖啡馆的门前。我有时开车路过那里，偶尔也能看见冰巴的身影一闪而过，但冰巴落寞和失望又饱含着期待的神情却在我的眼前挥之不去。我分明看见冰巴在向我挥手致意，可那只手却无奈地停在了半空，仿佛成了一个定格。

很长时间过去了，好像是两三个月以后吧。有一天，随拉在同我谈论工作时，也许是无意，其实是早有准备吧，他同我谈起了冰巴。他说，冰巴很后悔，很想回来上班，他知道珍惜自己的工作了，再也不会干偷窃的事了。随拉还说，这几个月来，冰巴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几乎是天天靠着朋友的接济度日，一家老小眼巴巴期望着中国人能够开恩，让冰巴重新工作。其实，我心里何尝不惦念着冰巴。见不得富人逞强，见不得穷人落泪，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训，也是男儿的血性吧。我对随拉说，先让冰巴写个检查吧。

又过去了几天，正好有一个驾驶员因故提出辞职，我就安排随拉把冰巴叫了过来。几乎是在我安排完之后，冰巴就转眼出现在了我的门前。哦，我忘记了，冰巴其实就守在我们基地不远的咖啡馆呢。冰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眼巴巴等着我说话。我说，冰巴你先在门前等一会，我和随拉先说吧。随拉进门后把门虚掩上，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我很郑重地对随拉说，首先感谢老天给了冰巴一个重新工作的机会，其次也感谢你持之不懈的努力，最后你们要共同感谢中国人的善意，还有你对冰巴重新工作有什么看法。随拉一直静静地听我讲完这番话，随拉眼睛里的光亮不停着变换着，欣喜的纹路在他的眉梢间荡漾。随拉说，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情很复杂。他说，冰巴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工人，让我们再一次信任他吧。我说，首先我是相信你。随拉几乎是一瞬间听明白了我的话里的意思，转身就出了门。正如我所料，从我的门里一出来，随拉就把冰巴叫到了菜地边的一个芒果树下谈话。至于谈什么，也许一切都在不言而喻中吧。

冰巴重新上了车，驾驶着黄河自卸车在工地上忙碌。这以后，我就很少再同冰巴直接交谈了，我不想让他在我的面前说什么感谢的话。如果他要感谢就感谢自己吧，感谢自己真诚的忏悔，尤其是感谢自己今后的诚实和守信。

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到冰巴同什么盗窃的事沾边，尽管后来工地上偷盗柴油的情况愈演愈烈，甚至发生了预谋偷盗拌合站柴油、机油以及发电机的大案。围绕着偷盗和开除，我和随拉的工作常常是疲于应付。一个人和一群人，一个基地的中国人和一个城市的盗窃人员，力量总是悬殊的。饥寒出盗贼，放在那里也许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起初，我们把抓住的盗窃者送到锡吉里市警察局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慢慢的，时间一长，送去的次数多了，他们就有些不耐烦了。甚至有的警察不屑一顾地对我说，你们中国和你们中国公司那么有钱，丢一点东西不值得大惊小怪。关于这句话，有一次我同警察局局长卡马拉进行了辩论。我说，你们国家的小偷真多呀。卡马拉局长非常不高兴，反问我，难道你们中国没有吗。我回答说，有，但是没有你们国家的多。听到中国还是有小偷的，警察局长觉得有点占了上风，带着讥讽的语气回应我，你们中国地方大、人多，小偷的总数一定不会少吧。我回答说，是不少，应该很多吧。警察局长有点得意地问我，有多少。我镇静地回答说，大概也就八百万左右，几乎同你们国家的人口总数一样多，如果同你们国家人口总数来对比，几乎是100％的比例。警察局长半天没有回过味来，但几乎同时，他猛地仰天大笑，伸手抓住我的肩膀摇晃着，连连冲着我喊到:忽先生、忽先生……，你的意思是我们国家100%都是啊。我立即严肃否认了。以后，警察局长同我成了好朋友，在警察局办事只要通报一下姓名，多半是要开绿灯的。

 

（四）机械操作手们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干工程离不开各种机械操作工，尤其是公路工程几乎全靠各种挖、装、运、平、碾等各种专用机械的协调配合。用法语直译过来，各种机械操作工就是机械操作手，有推土机操作手、平地机操作手、振动碾操作手等等。

在工程施工管理中，机械操作手不论从职位待遇、工资收入等方面都要比力工高一到几个台阶。在我们招募的施工队伍中，机械操作手俨然是这个队伍中的一个上层单元。从最初的招募中，机械操作手尤其是具有一定操作经验的机械操作手，总是会在同我和随拉的谈判中提出一些条件，诸如最低工资必须是多少，每星期必须按照法律规定休假，如果要加班必须付加班工资等。当然，有些要求的确是当地法律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在法律之外的，我们就得根据工种的稀缺情况和技术的难易程度，同他们进行耐心的谈判，以最终达成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

在我的印象里，有两个机械操作手是项目上工资收入最高的，一个是推土机操作手鲁瓦，一个是平地机操作手库鲁马。

如果不是在推土机上，五十出头、黑瘦偏矮的鲁瓦从你的面前走过去，你也许根本不会去注意他。即使是顺便看了他一眼，你也许只会认为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甚至是怪异的黑人老头，一个佝偻着腰，眼球略微突出的怪异老头，或许刚刚是一个从玉米地里缛完草回家的老头。但你千万不要小看他。关于这一点，我也是在经历了以后的很多事情才感受到的。

在我们最初招募推土机操作手的时候，鲁瓦不是第一个来应聘的。好像是第一轮的招募即将结束的时候，在通过考试留下的人沾沾自喜、被刷下的人无奈失望的时候，鲁瓦来了。人事助理随拉老远就看见了他，向他大声的打着招呼。随拉向我引荐他，说，鲁瓦是一个很好的操作手，他的家在首都科纳克里，它在利比里亚、科特迪瓦等周边国家都干推土机工作，是一个非常棒的操作手。我起初真的不以为然，就这样一个黑瘦的老头，他会是一个很棒的操作手吗。随拉看出了我的疑惑，赶紧说，要不就当场试试吧。

鲁瓦一言不发，转身就爬上了推土机，用无言的目光看着我。为了好好考考他，我把专门负责机械队施工的范晓东队长找了过来。范队长说，那就试试他能不能把路边的几个土丘推成一个厚度均匀的平台，并且不能在平台上留下推土机履带的痕迹。随拉把话传达给了鲁瓦。鲁瓦不假思索地启动了推土机，同时用目光向下略微俯视了片刻。推土机好像起步的速度就很快，似乎胸有成竹地向前推进了。那几个堆在路边的土丘上爬满了小草，有几个土丘还被路边丛生的灌木伸出的枝条半遮半掩着。我当时真想象不出他会用笨拙的推土机推出什么模样。

推土机轰鸣的声响把一切声音都遮掩了下去，人们的目光随着推土机的明亮的铲刀向前推移，横亘在土丘上的枝蔓被铲刀一寸寸弯折进了路边的灌木丛里，铲刀旋即一转，向着土丘扑去，几个土丘霎时间被置于推土机的腹底。几个土丘刚刚被削去头颅，铲刀又使劲往下一压，借着推土机的自重向后迅速退去。当几个土丘在推土机的蹂躏下重新露出面目的时候，一个平整均匀的平台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我们都惊呆了。

推土机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已经熄火了，我的面前站着面无表情的鲁瓦，一个镇定自信的鲁瓦，一个一开始也许就知道结果的鲁瓦。鲁瓦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是我们的幸运。之所以这样说，是源于我们对工程质量的目标。一个个具有较高技术素质的操作工人的加入无疑是工程质量的保障。但同时，鲁瓦的加入，也是我们的麻烦所在。不善言词的沉稳的鲁瓦在以后发生的历次罢工中始终是核心的核心。另外，我还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没有站在罢工的第一线，这也许正是一个组织领导者的高超指挥才能的体现。

库鲁马来应聘我们的工作，或者是我们把库鲁马从法国沙道木筑路公司挖过来的时候，我们在几内亚度过的第一个雨季行将结束。当时，项目部正在为路基的平整问题而犯愁。因为工地监理不久前给我们发了几封质询函。平地机操作手在几内亚本身就是一个稀缺的职业，而道路路基的平整却又是公路施工中的关键，关系到路基的平整和压实质量。项目部朱德山经理为此专门把我和随拉找去，让我们千方百计尽快给项目招聘一个优秀的平地机操作手。

随拉虽是当地通，但也为这件事发愁了好几天。我几乎天天都要催问他一回。每天早上，一听到随拉的摩托车的突突声，我就会从房间迎出来，第一句话就是，平地机操作手来了吗。随拉总是报以歉意的一笑。找平地机操作手，成了我们的当务之急。

有一天，随拉兴冲冲地来了。刚把摩托车停稳支好，他就压低声音对我说，我们今天一起去多哥镇，在法国沙道木筑路公司有一个叫库鲁马的平地机手，我已经托人给他说好了，今天我们可以在工地上见一见他，如果有机会还可以谈谈情况。我心里暗暗高兴，于是，我就开上三菱皮卡车同随拉往多哥赶去。

多哥是几内亚东北部边境处的一个小县，距离马里共和国边境约12公里左右，距离我们的驻地大约40多公里。因为是土路或施工便道，我们大约用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才感到多哥，时间已经将近中午，在沙道木公司路段上的各种机械已经停了下来，工地上的施工人员都陆续到附近的村子里吃饭去了，我们在工地上转了几圈都没有发现库鲁马的影子。于是，随拉就提议去看一看多哥县的县长，也是他的最好的朋友。

县长的家在县城的西北角，一个很大的院落，大约有四五间房子。放在我们关中的农村，绝对不算是一个富裕的家境。县长大约五十出头的年纪，同随拉的年纪相仿，精瘦干练，衣着简朴。县长对一个中国人的到来表现出了极大的好奇和热情，他虽然同随拉亲热地说着话，但眼光却不时地向我投来。随拉非常善解人意，他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县长朋友。于是，我用刚学会的法语向县长问好，并有些诙谐地说，我今天冒昧造访，希望能够成为县长的好朋友。县长哈哈大笑，紧紧拉着我的手说，“其实我本来就是中国人的朋友，1972年我作为几内亚访华代表团的一个成员到过中国的上海和北京，还接受过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这回是令我大大地惊讶了，这个普普通通的黑人县长，他竟然接受过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接见。冒昧的造访变成了老友的相会。在我们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位县长对中国以及中国人非常尊重。其实他早已经知道锡吉里来了一支中国人的筑路施工队伍，在几次当地会议上，他已经就如何关照和支持中国筑路施工队伍问题向当地百姓进行了交待，要求当地百姓一定要同中国朋友友好相处。关于这个问题，我以后也在锡吉里省长达枚那里也听到过，有一次还有幸参加了省长主持的专门会议，省长把同中国公司友好相处反复进行了强调。

结束了同县长的会晤，我和随拉又驱车来到了附近的工地。沙道木公司的工地已经投入了繁忙的施工作业，各种施工机械来往穿梭。工地上几乎全部是当地劳务人员。我们正在路边张望寻找库鲁马的时候，一辆白色的皮卡车急驶而来，在我们不远处嘎然停下，一个身穿浅灰色工装的高个子法国人从车上下来，招手把工地的领班叫过来，很快吩咐了几句，然后双方在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我和随拉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上了车，准备开车离开。当我们的皮卡车准备启动的时候，那个法国人开的车从我们的车旁一闪而过，向着沙道木公司基地的方向远去了。我们并没有急着下车，而是在车上攀谈起来。随拉告诉我，沙道木公司在40多公里的路上只来了项目部十三四个人，经理叫里沙德，近五十岁，副经理叫查理，就是刚才来工地上的那个高个子法国人，在工地上包括领班在内150多人，几乎全是从当地或是从临近国家招聘来的。法国沙道木公司在非洲非常有影响。大约10多分钟后，我们从车里下来，又开始寻找库鲁马。正午的阳光非常刺眼，加上四周丛林中蒸腾的热气，远处的机械和人影朦朦胧胧，仿佛是飘浮在布幕上的剪影。突然，随拉伸手一指，悄悄对我说，那个在平地机上操作的人可能就是库鲁马。由于距离太远，加之我根本就不认识库鲁马，我就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对随拉说，你想办法把他叫过来吧。于是，随拉就下了公路路基，走近一个在路边指挥的黑人领班，对他说是库鲁马的朋友。那个领班挥手示意远处的平地机停了下来，并招手让驾驶员过来。

库鲁马从机械上下来后，直接向我们走过来。随拉大步迎了上去。库鲁马似乎知道随拉要来，边与随拉握手便把他拉向路边交谈。我悄悄打量着库鲁马。库鲁马太像一个人了，国字脸，浓眉大眼，上唇两边微微上翘的浓密胡须，突出的方正前额，沉思深邃的目光。是鲁迅，太像鲁迅了。随拉也许看出了我的出神，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大声对我说，人事部经理，你要找的人找到了。随拉接着对我说，库鲁马在沙道木公司的合同月底就要到期了，他很愿意到中国公司工作，只是月薪必须同在沙道木公司一样，月薪要八十万几内亚法郎。八十万几内亚法郎，相当于三个挖掘机操作手月薪的总和，相当于人民币3200多元。我在心里暗暗吃惊，月薪八十万，这是我到几内亚工地听到的最大的报酬数字了。我用眼色示意随拉能否少一些。库鲁马看出了我的疑问，直接对我说，没有商量的余地。我急忙对他们说，等我回项目部同经理商量后再说吧。库鲁马告诉随拉，利比里亚一家筑路公司已经向他发出了邀请，如果没有机会在中国公司工作，下个月初他就要回首都科纳克里，然后带着一家老小到利比里亚去工作了。

离开沙道木工地后，我和随拉径直驱车回到了锡吉里基地，直接到了朱德山经理的办公室，汇报了找平地机操作手的情况。朱经理非常高兴，说，“八十万月薪不算多，只要他能来，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现在在非洲，优秀的平地机操作手打着灯笼都难找，赶紧把他请到我们的项目，你们今天真是为项目立了一大功”。听朱经理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一下子变得轻松了，随拉更是喜上眉梢，露出了得意的表情。

走出了朱经理的办公室，我在心里默默地念叨着，“八十万，八十万”。一个人拥有高超的技艺就是本钱啊，有本事的人走到哪里都不愁好饭吃。事实证明，从库鲁马来到我们的项目后，我们施工的路基总是非常平整光滑，监理再也没有为此向我们发过质询函。但库鲁马八十万的月薪明显高出别人一大截，这也成为了我们项目上的一个话题。后来，部分项目人员干脆就在背地里把库鲁马叫作“八十万”，大家一说“八十万”，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那是在说库鲁马。这样说的时候，其实大家绝对没有贬低库鲁马的意思。

库鲁马不苟言笑，言谈极少，总是默默地来，默默地去，如果没有身体的原因，也绝少请假，直到项目结束，库鲁马才离开。我不知道库鲁马对曾经与中国人共同工作有什么样的感受，但他毕竟是同我们在一条路上共同工作过，我们是有缘走到一起的。时至今日，库鲁马的影像还深深篆刻在我的脑海中，因为他太像鲁迅了，像鲁迅一样深邃，令人难以忘怀。

 

（五）出力的力工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力工，法语叫“磊波”或是“嘛呢无”，就是在工地上干出苦力的工作，干除机械操作工作之外诸如修整路基边坡、挖排水沟、搬运材料、给机械加油等所有靠出力流汗挣工资的辅助性工作，当然，月薪收入比较低。在我的统计中，一个力工最高的月薪不超过十五万几内亚法郎，合人民币600元左右，最低的月薪只有7万几内亚法郎，合人民币不到300元。

月薪虽然很低，但愿意从事力工的人仍然趋之若骛。几内亚工业非常薄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和种植业国家。农村中剩余的劳动力和城市贫民对来之不易的工作求之若渴。在我们开始基地建设的时候，每天都有很多人蜂拥而至应聘，体力和一定的手艺就是他们获得工作的准入证。当道路施工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雇佣的力工一度达到四五百人之多。对力工的劳资管理虽然相对简单，但面对大量的流动性质较为明显的力工队伍，我们在管理和使用上还是想了不少办法。经过大量实践和摸索，我们总结了一套发放工票对他们进行按工作日和按小时出勤管理的办法。实践证明，这套办法虽然易于执行，但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比如，每个工区对力工工票的管理方式略微不同，一工区由中国领班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结束后，由领班当着力工的面签署工作时间，同时，为了区别力工的劳动贡献，对力工分类制定了不同的工资标准。二工区由力工本人持有工票，每日工作结束后，双方当面签署工作时间。在基地工作的力工，由于劳动强度较低，工资收入也较低。对力工的管理和工资发放标准，由于涉及面较大，在执行中不免带有一些主观的或是感情方面的色彩，存在着一些随意性因素，也容易导致力工队伍的不稳定性现象发生。在出现的几次罢工风潮中，力工常常是罢工的主力。当然，力工工资收入偏低，同机械工的较高收入对比，同沙哥加纳黄金基地、法国沙道木公司雇佣工人的收入对比，力工的心理波动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完全在意料之中。有这样一组数据可以说明我们对雇佣工人发放低工资的原因。法国沙道木公司承担康康－巴马科公路3标的筑路任务，3标段全长41公里，合同额1200万美元，我们项目部承担康康－巴马科公路2标的筑路任务，2标段全长84公里，合同额不到1800万美元，处于低标价施工的劣势。关于对当地工人支付什么标准的工资，是我们通过同当地劳工管理部门协商的结果。

力工是我们雇佣的当地劳务队伍的主体。在一天天延伸的公路路基上，力工手持铁锨、洋镐或手提油桶、机件材料在酷热的骄阳下劳作奔波。对于他们，我是心存感激的，也是由衷尊敬的。在他们的也许是简单的劳动中，蕴藏着几内亚人的耐力和质朴。虽然我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他们的身影，非洲人的面貌，将永远是非洲大地上最动人的画面和风景。

因为接触较多的原因，有两个在基地灶房工作的力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个是玛玛迪，一个是丘拉蒂。玛玛迪在灶房负责洗菜烧火，丘拉蒂负责压面条和蒸馒头。对于这两个力工在灶房帮灶，起初大多数中国人难以接受。有的人说，他们用黑手洗的菜、压出来的面条、蒸出来的馒头吃不下去。这样的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非洲各种流行病比较多，加之大家对非洲大量存在的艾滋病谈虎色变，对于黑人在灶房工作，不免让人心存顾虑。为此，项目部的高大夫专门对他们进行了体检，排除了上述情况。起初，玛玛迪和丘拉蒂仅仅是烧火当帮手、打扫卫生，时间一长，由于项目部人员的补充，伙食工作量的加大，额定的两名中国炊事员就忙不过来了，有时候，两个中国炊事员偶然患上了疟疾，不得不打针休息，于是玛玛迪和丘拉蒂就慢慢干上了台面上的工作，洗菜、压面条、蒸馒头，而且越干越有模样。非洲人是从来不会蒸馒头、压面条的，但他们竟然通过悉心学习和摸索，蒸出来的馒头绝不亚于一个有职业资格资质的中国炊事员。相信，他们学会的这门手艺，通过他们的传播，也许会为非洲人民增添一个新的食谱。

我曾应邀到随拉的家里做客，对几内亚人的饮食习惯和方式有了一些了解。他们做饭的燃料用木炭，吃饭主要用手抓。在城乡各地，几内亚人一般保持着“不吃独食” 的淳朴古风。每当用餐的时候，家庭主妇就把一盆煮出来的米饭连同熬好的菜汤或牛羊肉汤混在一起端出来，有时候就放在芒果树树荫下的地上，一家老小，甚至是来访的亲戚朋友就都围蹲在饭盆的周围，直接用手抓食。而且不管来人多少，只要盆中饭食用尽，用餐就算完毕。随拉几次邀请我一起进餐，但是我始终没有鼓起勇气加入。后来，当我赶在饭点去的时候，随拉就不再客气了。时至今日，回想起来，我为什么不可以同他们一起进餐呢，几内亚人家庭的饮食到底是什么滋味，我竟然没有一丁点的尝试，只能引以为憾。

由于我在项目上主管后勤工作，灶房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关于灶房，还有一件今天看来只能算是有趣的故事。主角是玛玛第，事情发生在灶房的仓库。一天下午，当炊事员正在准备晚饭的时候，灶房的管理员杨学礼师傅到仓库去取油桶，无意中发现玛玛蒂正把鸡蛋和草鱼偷偷地往夹克衣服的两个袖子中装，一边装一边四处张望。杨师傅悄悄停住了脚步，默不作声地看着玛玛蒂的一举一动。等晚饭结束收拾完毕后，两个中国炊事员叫住了正准备拎着衣服下班回家的玛玛蒂。玛玛蒂似乎一点都不慌张，十分镇定的问，有什么事吗？杨师傅对他说，你拿走了你不该拿的东西。玛玛蒂的神色一下子变了，只得把衣袖中中的东西一件件放回原处。原来，玛玛蒂用细铁丝事先匝好了夹克衣袖的袖口，想趁人不注意顺手牵羊拿一些东西回家。事情发生后的第二天，我把了解到的情况告诉给了随拉，随拉也感觉非常好笑。

玛玛蒂害怕因此失掉工作，苦苦哀求随拉和我。经过我们研究，只是对玛玛蒂作出了停工反省一个星期的处罚。玛玛蒂以后在工作中非常勤奋，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现象。虽然以后工地上偷盗油料的事件比比皆是，但玛玛蒂用自己的行动成为一个让人信任的人。在同随拉研究玛玛蒂的问题时，我始终没有用过偷盗的字眼，只是说，他采取了一个特别的方式拿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因为，我清楚地知道玛玛蒂在几内亚贫困的社会背景中处于极端贫困的劣势，因为贫穷去生出一些直截了当的举动，也许只是处于人生存的本能，有很多东西也许更值得我们在同情的基础上去思索。

 

（六）工会主席的无奈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在机关工作，我常年负责信访接待。登门上访的人，不外乎为了分包结算、劳资待遇以及子女就业安排等，说到激动处，言语不免有些激烈，甚至会扯出横幅。但这些远远比不上罢工，罢工是几十人或是几百上千人的风潮，有时候局势会难以掌控。在出国前，常常是在电视里看到这样的场景，而在几内亚，作为项目人事部经理，我却不得不站在解决罢工的第一线，成为解决矛盾和冲突的主角。

回想起来，在几内亚项目上发生的数次大大小小的罢工，原因有两个，一是项目劳动用工制度与几内亚当地法律的冲突，二是在民俗上的不同。当然，最主要的原因，仍然是劳动合同的纠纷。

按照几内亚劳动法，项目部每招一名当地员工，都必须签订劳动合同，除了明确工资标准外，还要明确补贴标准和休假制度。这样的规定，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正如前文所述，由于我们的项目是从河南国际分包而来的，扣除不菲的承包佣金，再加上项目本身标价较低，事实上是处于基本保本经营的状态。因此，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成本支出，保证项目的顺利经营，我们在同几内亚交通运输部谈判合同的时候，就提出了临时用工的概念，也就是尽量不与当地用工签订合同，而改为支付标准工资。这一点也得到了几内亚交通运输部的认可。

但是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锡吉里劳工部和社保部不同意这样干，要求我们必须与当地用工签订劳动合同。为此，项目部委派我与锡吉里劳工部和社保部进行了多次协商，鉴于我们项目低标价的实际状况，两个部门经请示省长同意，予以妥协，只要求我们必须同机械操作手签订合同，并指定项目部的用工选举成立了工会组织，于是，挖掘机司机嘎马拉就成了项目的工会主席。在项目工会的要求下，我们同部分长期固定的操作手签订了劳动合同。

事情远不止于此，随着项目用工的不断增加，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人员越来越多，要求也越来越迫切。签订劳动合同，对在项目上工作的几内亚人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一是劳动工资标准、工作时限、补贴标准等有了保证，可以享受工资待遇和生活补贴的高标准，即便合同到期，也可以拿到一定期限的工作补助。二是在出现了人身伤亡事故后，可以享受到当地政府的补助，遗孀和孩子可以按月领到一定额的生活补助金。正是因为这样，要求签订劳动合同的呼声始终贯穿在项目的进展中。

作为项目部，一方面是当地法律的规定，一方面是项目的保本或是亏本经营现状，常常处于两难的境地。作为项目人事部经理，我又何曾不想照章行事，最大限度消除用工矛盾和纠纷，于是，我常常周旋在项目工会和当地劳工及社保部门，采取尽量拖延的策略，期待着项目早日完工，一切矛盾和纠纷随之化解。

作为项目工会主席，嘎马拉也常常为此伤神，在劳工中不厌其烦地做着解释。为此，项目部还专门为嘎马拉和其他五位工会成员增加了工会工作补贴。嘎马拉能够做到的也就是这些了，解释再解释。作为一个当地人，在为一个外国公司打工的同时，不得不承受着来自自己人的咒骂和怨恨。我无法评价嘎马拉在项目上的工会工作，但我深深地知道，工会就是员工的维权组织，就是监督用工单位落实对员工的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因为工会是代表劳方与资方谈判的维权机构。

可以肯定的说，嘎马拉以及他的工会成员以及随拉，我们是这个项目上的接触最多的几个人。嘎马拉以及五位工会成员代表着劳方，我和随拉代表着资方，我们是矛盾的一方，也是矛盾的共同体。我和随拉经常向他们沟通项目的经营和管理情况，阐述着项目的切身困难，而嘎马拉和他的工会组织在体谅我们项目难处的同时，本着尽量减少矛盾的目标，也会定期催促我们与一些主要的当地机械操作手签订劳动合同。事实证明，正是我们同一些操作手签订了劳动合同，才使后来的一些伤亡事故处理得到了当地政府政策上的支持。机械操作手本身就处在危险行业，在繁杂的施工现场，他们也是最容易受到伤害的人群。

以一位修理工为例，他在工地现场修理自卸车，当时正躺在车下拧螺丝，而司机上车后全然不知，竟然发动了车辆，车轮从这名修理工的一条腿上碾过，导致这名修理工腿骨骨折。在处理这起事故时，由于我们同他签订了劳动合同，项目部仅支付了一定的抚恤金表示慰问，而他在未恢复劳动能力的时间内，由当地政府社保部门逐月支付伤残补助金和生活费。可以说，这样的结果，对他和项目部来说，都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的生活有了持续的保障。

但罢工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与项目部签订合同的必定是少数人，绝大多数力工拿到的只是定额或计件工资，面对用工内部的反差，他们的不稳定情绪逐渐积累，最终酿成了罢工风潮。

有一天上午，我和随拉正在廷基索河与尼日尔河之间的二工区，与樊晋区长研究增加用工人员招录问题，有消息说，在工地的劳工正在酝酿罢工，而且很可能是全线罢工。我心头一紧，立即与随拉驱车往项目部赶，准备同项目经理屈志涛商量如何处置问题。在廷基索河边过渡船的时候，看到我们的一些同事在岸边徘徊，眼看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就招呼他们一块回项目部。可他们摆摆手说，你们快去看看吧，项目部已经让黑人堵住了大门，回去了也进不去。

过了河，还有10多公里，我和随拉一边驱车赶路，一边商量。等到了项目部大门口，果然积聚着一大群人，大概有三四百人，基地大门外堆积着大块石和几根巨大的木桩，显然，车是开不进去了。于是，我和随拉就下了车。看到我们下了车，所有的人一起发出了呐喊，“我们要签合同，否则我们不干了”。你尽可以想象，几百人的吼声就如同狮吼吧，与吼声一起投向我们的是愤怒的眼神和激烈的手势。随拉松了耸肩，大声说，不要干愚蠢的事，有事好好说。我环顾了一下四周，看看有没有我熟悉的面孔，我看到工会主席嘎马拉就站在人群的中间。于是，我招手叫嘎马拉过来。事情远没有我想的简单，嘎马拉被几个工友簇拥着脱不开身，向我投来了急切的目光。看到这里，随拉挤过去，附在嘎马拉周围的几个人耳边，低语了几句，嘎马拉这才脱身走到我面前。我对嘎马拉说，我想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你们的目的不是仅仅在这里堵门吧，我们可以坐下来谈谈，总会找到解决问题的最好出路。看到我如此平静以及善意的目光，嘎马拉点了点头，说你要相信这也不是我的想法，我是让他们裹挟来的。我说，好，现在你就告诉大家，下午两点派几个人到我的办公室。随拉和嘎马拉交谈了几句，转身面向大家，大声地说，你们要相信人事部经理，他会同项目经理汇报，解决好大家的问题的。中国人是来帮我们修路的，是我们请都请不来的朋友，等等。人群的嗡嗡声渐渐小了，有人带头搬去了堆积在门口的石头和木头。

我在内心纠结中吃了午饭，然后听取了项目经理的意见。下午两点，我、随拉、嘎马拉以及罢工人员推选出的几个人一起进行了座谈。实际上，大家都很清楚，中国人的项目并不富裕，就连我们穿的工作服也同他们的几无二致。总之，项目做些妥协，再增签了一些合同，主要是力工的领工等。

一次激烈的罢工风波就这样平息了。由于签订合同的人员仅占用工人员不足30%，矛盾的积累还会持续一些时间，以后每过一段时间都会大大小小地爆发一次。细数起来，有六次之多吧。作为工会主席，嘎马拉总在重复地做着解释工作，他常常问我，你们为什么要签订标价如此低的工程呢？我无言以对，也许是企业的发展使然吧。

 

（七）土著骨医

 

华佗在世仍扶伤，关公疗毒堪盛勇。

在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许给我的脑海中打下烙印的不在这件事本身，而是这件事的经历，它使我如此之近地深入到了几内亚土著族人的村寨，看到了几内亚的原始朴素的本质，感受到了心灵的震撼。

正如前文所述，那名在工地被碾断腿骨的当地修理工，在送到医院处理、办理了相关伤残补助手续后，很长时间了，几乎已经在我们的视线里消失了。但是，有一天，他被一辆手推车推到了项目部，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他的父母亲和一帮亲戚。我有些惊愕，不是养好伤了吗？但出现在我面的这个修理工已经判若两人，原本高高大大、精精壮壮，此刻却蜷缩在破旧的被絮下，脸颊消瘦，面色惨白。同来的他的父母一脸愁容，用乞求的眼神望着我。随拉刚好也在项目部，赶忙跑上前去询问情况。原来，锡吉里的医院仅仅是对他做了一般的接骨处理，但却没有对准骨茬，导致他的腿骨迟迟没有恢复，而且有些变形，已经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只能整天卧病在床。而他是全家唯一的儿子，全家几口人都要依靠他生存。面对困境，只有再来找到中国公司帮助，希望中国公司能够帮助他们，把他拉到距锡吉里东边50多公里的一处土著村寨，找一名在当地非常有名的骨医治疗，同时再能够给增补一些补助度过难关。

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也非常不忍，这位修理工是全家人的顶梁柱啊。于是，我立即向屈志涛经理报告，屈经理二话没说，催促我们赶紧去。当时已近中午。我立即同随拉一起，由徐迟驾驶三菱皮卡车，拉上他们全家向骨医所在的村寨赶去。

实际上，在几内亚施工期间，除了施工道路两侧和施工区域很近的地方，其他地方我们都很少去，一方面是时间不允许，工地工期紧，安全有要求。另一方面是几内亚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所致。几内亚人绝大多数都居住在公路沿线的村寨和城市中，离开公路稍远，都是莽莽苍苍的热带丛林和盘根错节的灌木丛，除了一些人口稀少的土著村落，各种野兽和毒虫充斥期间，未知的因素较多，有些地方更是人迹罕至，令人望而却步。而对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除了随拉可能稍稍知情外，就连修理工的家人也不得而知，只是听说那里有一名神奇的土著骨医，不用动手术就能连筋接骨。如此这般，我和驾驶员徐迟就只能循迹前去了。

由于骨折病人不能坐着，只能躺卧，那名修理工只得躺在铺在皮卡车槽斗里的被褥上，由他的家人辅助。前去骨医村寨的道路在离开锡吉里不远就愈发窄小了，几乎就是我们通常见过的田头小道，仅容一辆小车通行，而且崎岖不平。路两边是茂密的树木，伸张的树木的枝杈不停地在车身上拍打着，我们这辆车就像一头扎进了树林和灌木织就的密网里，在混沌和迷茫中潜游着。

由于道路崎岖不平，再加上有时为了避免冲撞而不停地急刹车，坐在车兜里的人不免摇来晃去，对骨折病人来说，更是一种残酷的煎熬。随着车辆的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晃动，那名修理工总要发出一声声的哀嚎，听得人毛骨悚然。尽管司机一再地小心翼翼，但这样的哀嚎一直响彻在丛林间。

在阴郁的丛林间，遍布着一些布满深绿色浮藻的沼泽地，空气中充满着腐败的、未名的气息，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物的啼呼或是啸音。连接这些沼泽地的是一些在丛林的间隙间漫流的小溪，小溪似乎很浅，但却看不到底，小溪的底部是一些暗褐色飘摇着的蔓絮，也许是深不可测的淤泥。总之，我们始终不敢脱离我们赖以前行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色渐渐地变得更加黯淡了。经过近三个小时的路程，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一头扎进了那个传说中的骨医村寨，原来，几内亚的土著村寨几乎同原始丛林连接在一起，或者就是原始丛林本身。在一座掩映在树林中的泥墙草顶的圆锥体房舍前停下车，不知从哪里已经围上了一群人。这些人的装束明显与锡吉里市的人不同，简单的就是用一块格子布围裹着下身，赤着脚，稍微复杂的则是穿着花花绿绿的配饰，上面装点着一些骨质的或是羽毛类的物件。由于远离城市，这里的人只会讲马林格当地语言。通过随拉上前联系，那名修理工在当地人的协助下，被他的家人抬进了一间房舍，直接放在铺在地上的草席上。

过了一会，那名神秘的土著骨医出现了。看不出骨医的年龄，也许五十几吧，他的装束非常简洁，穿着一件青灰色的长袍，带着一顶白色的头帕，非常清瘦。简单了解情况后，骨医便开始了工作。随拉邀我一起现场观看骨医治病的过程，带着好奇，我就站在离骨医不远的地方。只见骨医轻舒双臂，撩卷起长袖，曲身蹲在病人的胯部，自上往下用手轻抚着，似乎在感应着伤骨的准确部位。然后，起身给病人递过去一节褐色的粗壮草根，让其衔在口中。片刻，转身在屋角的一个黑色小陶罐摸索出一些黑褐色的粉末，沾水撩湿，双手轻轻磋磨，然后猛地蹲身，向病人的右腿骨折处搓动着。就在骨医的双手接触到病人腿骨的一瞬间，一声犹如从地窖中发出的凄厉的嘶叫，直接抵达人的心肺，令人毛骨悚然。这那里是在疗骨啊，其实就是直接把骨头掰断，重新对接，而且是在病人清醒的情况下。我实在难以忍受，夺门而逃，但那一声声凄厉的嘶叫却紧紧跟随着我。可以做到不看，但却不能不听。我想，如果任何施工都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么这样的惨剧就不会发生。如果几内亚明天的医疗条件改善了，那么病人又何曾要承受这样的苦痛。

随拉出来向我解释，说这位骨医远近闻名，曾经在科纳克里医学院进修过，尤其对人体的骨骼非常了解，刚才噙在病人口中的是带有麻醉性的当地草药。接骨后，还要让病人在这里疗养一段时间，每天都要用一些草药，用不了多长时间，也许是几个月吧，他就会好起来的，还会是一个好劳力。我抑制着自己的心情，平静地对随拉说，好，等他疗好了伤，还是请他到项目来工作吧。其实，我并不知道他的伤会好到什么程度，但我愿意为他提供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因为他的身后是一个贫穷的家庭，他是一个贫穷家庭的支柱。

按照随拉的意见，我们支付了骨医的治疗费，又给这位修理工留下了足够的生活料理费，然后就驾车离开了。虽然返程的路上已是一团漆黑，虽然我们的车还差点陷进了沼泽地，但我一路上都在思考，更多的是换位思考。我们能承受的生活的磨难，大多只是阶段性的，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个月后，那名修理工在他的姐姐的陪同下来到了项目部。看他走路的姿态，几乎同正常人一样。但是随拉告诉我，上次的接骨并没有完全成功，他已经很难再干力气活了。应他们的要求，在征得项目经理的同意后，我们最后为他支付了一笔抚恤金。他的姐姐要把他带到科纳克里去了。祝愿在家人的扶助下,他能够安静平和地面对新的生活。

 

（八）办公室的新工作

 

春种一粒粟, 秋收万颗子。

对于办公室的工作职责，大家都很清楚，不多说了。但是，在我的办公室的生涯中，除了众所周知的职责，还增添了一段“打井”和“修筑管涵八字墙”的经历。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你才会知道办公室的职责总要打破常规，才能显示出管理与服务工作的新境界。其实，你也一样会发挥好自己的潜力，如果把你置于一个特定的环境中。

除了廷基索河和尼日尔河，在几内亚地面上的径流并不多，而且带有季节河的显著特点，尤其是在西部非洲长达半年多之久的旱季里，廷基索河和尼日尔河一样会蜷曲萎缩，布满你视野里的是枯黄的近一人高的茅草，那些在雨季里常常肆虐着摧毁道路的小河更是水迹难寻。而道路工程施工却离不开水，洒路除尘，浇筑混凝土，路基施工填筑用水等。必须解决好旱季施工用水的问题，因为旱季正是道路施工的黄金季节。

于是，在项目经理的安排下，作为项目办公室主任，我欣然领受了三口井的打井任务。其中两口井在廷基索河以北，一口井在两河间的二工区基地。通过与在廷基索河架桥的郑州铁路建设集团公司联系，他们派出了从事大桥桩基施工的一个施工小组。来了两位同志，带来了一套打井设备。在我看来，他们采取的是强夯的方式，就是是采用自重较大的起重机，用起重机将夯锤吊起到规定的高度，然后让夯锤进行自由落体，将夯锤的势能转变成动能，依靠夯锤自重的力量夯击岩石，把岩石击碎挤压成粉末，通过注水，把岩石粉末变成泥浆，然后用泥浆泵把泥浆抽出。随着岩石变粉末，粉末变泥浆，泥浆被抽到地面上，一口井就这样一天天被冲击出来了。

我们打的第一口井距锡吉里市约20多公里，在一个小村庄的附近，紧靠一条几乎干枯的小河。我们先用推土机推掉了井口位置的灌木和杂草，并确定了井台的位置。于是，起重机的声音就隆隆地响了起来，巨大的夯锤不厌其烦地和大地做着亲密的接触。我把夯锤与大地接触的闷声，称之为人类撞击地球的天籁之音。

随着道路施工进度地加快，对用水的要求越来越紧，所以水井一旦开打，就必须夜以继日地进行。打井小组分为白班和夜班两班，我一方面负责督促打井进度，一方面负责落实井壁钢管的制作，就是把直径约50公分的无缝钢管，一根根焊接起来，再在管壁上均匀地烧焊出一处处直径约3公分的空洞，是为了汇集地下水的。就这样，打井工地的场面非常生动，强夯一声声冲击着地球，焊花闪烁着工地的夜晚。

井壁在一天天向着地心延伸着，我却无端地担忧起来了工地用电的安全。因为整个工地始终是湿漉漉的，而发电机就架设在井台附近。我一再叮咛用电安全，惟恐发生漏电事故。在忙完了办公室的工作后，那些天，我几乎整个白天都待在打井工地，这里看看，那里看看，还要用粉笔在钢管壁上画出烧焊孔洞的位置。

一天夜里，大概半夜两三点的时间，一阵响雷声透过简易房的屋顶惊醒了我，随之房顶上响起了噼里啪啦的雨点声，想着打井工地上的发电机还在运作，我越发担忧。待阵雨刚过，我立即出门开上车就往20多公里外的工地赶去，全然不知黑夜里道路上的集水坑，三菱皮卡雪亮的车灯划开了一条道路，途径的锡吉里市区夜半更深，杳无人迹。出了锡吉里市区，车辆在泥泞的道路上跳跃着向前奔驰。除了眼前的道路，周围的一切都几乎不复存在了。原始丛林、飘摇的茅草丛后面不为所知的一切，都聚焦在了眼前的道路上。等赶到工地一看，一切正常，并没有我所担心的事情出现。于是，我驾车回到了基地。第二天，项目经理知道后，狠狠批评了我，说，半夜里，你独自一人在陌生的环境里，来回跑了几十公里，出了事怎么办。

经过近十天的努力，第一口井终于胜利告竣。得知这口井将在工程完工后交给附近的村子使用，当地的村民为我们送来了一只羊作为答谢。于是，我们又把打井工地转移到了距锡吉里市更远的地方，最后仍然得到了这样盛情的回报。与我们打井工地自始至终相随的，还有来来回回在道路上奔波着、携带着塑料油桶的摩托车。当地的偷油者总会在第一时间掌握工地的值守情况，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做过粗略统计，整个工地每天都会丢失一吨左右的柴油，也许远不止于此吧。

在道路施工进行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面对项目管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为了督促加快工程进度，国内派出了工作组。以周孝武副总经理为组长的工作组到来后，对项目管理的各个环节进行了优化，要求项目机关人员必须承担一定的工地施工任务，并亲自带头在工地奔波。于是，我同刘耀峰同志一起，承担了整个路段近乎一半以上的过路管涵八字墙的施工任务。几内亚公路的施工牵动着公司领导的心，在工地紧张繁忙的施工过程中，徐中秋总经理也在一个旱季里，亲赴工地看望大家，鼓舞项目士气，同时接洽协调西非市场开拓事宜。

为了加快进度，项目部召集了五个黑人工队。过路管涵八字墙的施工，看似简单，其实工序繁琐，包括开挖清理管沟、组装波纹钢管、涂刷防腐油脂、夯实管沟、钢筋下料和现场绑扎、浇筑两端底板混凝土、砌筑块石八字墙等工序。在重复枯燥的劳作中，我们对每个管涵都倾注了认真和耐心，力争每条管涵的验收都能够一次性顺利通过。其中在124桩号的管涵施工，也许是设计上的原因，做好了，但测量高程高了不便过水，立即挖出重来。在八字墙的砌筑中，有一个叫龟由达的工队，由于砌筑不仔细，砌好的墙面不规整，我责令他们返工重来，但他们却找理由不干。于是，我告诉他们可以用石块轻轻敲击出露的石块，也许可以事半功倍。事实上，干砌石的墙体在未凝固前，只要用力敲击定会轰然解体，只能返工。

在打井的奔波中，在完成管涵八字墙期间，我对道路施工的全过程进行了一次观览。尤其是在带工中，切身体会到了力工的辛劳，切实体会到了生存的挣扎，我又何曾不是他们中的一员啊。在工地的小憩中，我和我的同事偎依在路基上高高的土堆上，躺卧在积年的蓬松的落叶上，身下也许还有各种各样的毒虫在涌动，但劳累的疲惫已经压倒了一切，头顶上的烈日骄阳早已不复存在了。

在电动夯持续不断的啪啪夯击声中，眺望着道路不远处默默奔流的尼日尔河，遥望着天上团团簇拥或是翻滚如浪的浮云，感受着猎猎热风的拥抱和亲吻，嘴角间总会不经意地流露出即将返程的舒心微笑。或是站在我们施工的道路上，看着路两边，一边是如注的瓢泼大雨，一边是炙热难耐的骄阳。

一步一个脚印地在非洲的大地上行走。在这样如此亲近大自然的环境里，其实我们的肤色也是漆黑的，我们咸苦的汗水总在期冀着甘甜吧。我想，每一个诚实勤恳的劳动者，他的劳动，其实都会远远地超越劳动的本身意义。

 

（九）与当地人员的交往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许多有幸出国参观游历的人都会有他们奇妙的经历和感受。可当你问到他们，你熟悉你去过的国家的情况吗，常常不知可否。因为不论中国旅游团到哪一个国家，接待你的其实还是中国人，同样的语言在滔滔不绝地向你介绍他所知道的一切。

要去了解一个国家的内涵和他的人民的心声，也许你只有切身地融入到他们的群体中，去面对面地交流，去面对面地辩论或是争吵，没有你我的概念，成为了密不可分的同事、朋友，并关注他的一切，也许才会有别样的收获。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完全了解几内亚及他的一切，但我在拥挤的，在熙熙攘攘的集贸市场上，同无数的商贩进行过货品交易和金钱的分割。几内亚的市场上大多是妇女在摆摊，也让我有幸近距离欣赏了几内亚妇女，当然是美女的婀娜风姿。为了拿最优惠的价格买到商品，我同他们探讨过产品的产地、运输和营销成本，挑剔着商品的瑕疵。尤其是同全世界最会做生意的黎巴嫩商人打过无数次的交道，知道他们在算计中的狡黠。

在充满了浓郁气息的锡吉里市农贸市场，我要求他们必须按照要求，把我要买的东西一一称好搬运到我的皮卡车上。东西要好，价格要合理，服务要满意，这些都要求你必须对市场交易的情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几内亚的物品非常丰富，日常生活用品诸如牙膏、脸盆、拖鞋等几乎都来自中国，面粉来自中国，大米来自所谓的“中华民国”，食油是来自美国的橄榄油，啤酒来自德国，皮鞋来自意大利，饼干来自丹麦，白酒是来自俄罗斯的白兰地，红酒是来自法国的“红方”和“黑方”，西瓜和鸡蛋大多来自邻国马里。几内亚所盛产的一切，金矿的开采权归属加纳公司，除了无边无际的芒果、香蕉，还有赖以糊口的玉米种植业，几内亚的生活还要在迷茫中摸索。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作为项目人事部经理，我接触了数以百计的力工和机械工，知道许多人的个性特征以及行为方式。知道，在市场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几内亚还没有一个基本的完整的工业结构，几内亚的人民还在采矿业、手工业、种植业的粗放型基础上生存，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我很赞赏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也许家里没有余存，但每逢节日，照样会在祥和的阳光下起舞歌吟，展示他们舒心的微笑，抒发他们由衷的自信。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在我的工作历程上，却同当地的省长、部长、法院院长以及警察局长、部队司令等进行过许多次面对面的交涉、交谈，甚至是争吵。记得有一次，在驱车路过省政府的时候，我突然有了与省长攀谈的想法。于是，我直接把车停在省长的楼下，径直上去敲门，一名高个子警卫问我，你找省长有事么，我回答，今天没有公事，就是想同省长聊一聊，警卫欣然应允。于是，在省长的办公室，我同达枚省长交谈了近半个小时，一是感谢省长对中国公司的关照，二是回顾中几两国及两国人民的友谊，三是邀请省长在方便的时候到项目部视察。达枚省长十分高兴，表示一定会给予中国公路公司最大的关照。在谈话结束时，达枚省长非常纳闷地说，你才来几内亚不到一年，是不是在中国学过法语。我微笑着回答，来几内亚之前，压根不知道法语为何物，都是随拉每日培训的结果，其实还是法语文盲，大致能听和说，绝对看不懂法文。达枚省长哈哈大笑，说，你这是我们几内亚农村妇女的水平，不过很好，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在我的经历中，我曾经与那里的人民共同工作过，知道不管工地工作再忙碌，到了礼拜日或者是到了做礼拜的时间，他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积聚在一起，虔诚地聆听清真寺的钟声，向无比至上的真主匍匐祷告。知道他们在亲近复活节、开斋节、宰牲节（或称古尔邦节）等节日时的欣喜，总要盛装集会，相互祝愿。几内亚的节日竟有15个之多，几乎月月都有节日。知道他们为亲人送葬的礼仪，白布缠身，素棺下葬，如此简洁而威仪；知道他们在缺医少药的病痛里，熬制草药期盼康复，常常有人病后再也不会来到工地上班了，虽然在我们看来仅仅是小病；知道这里也有中国医生，用的是治不了病也害不死人的医术，那都是在国内无法立足的江湖游医。当然中国政府派出的援非医疗队除外，但他们多半驻扎在较大的城市，那些边远的乡村则是鞭长莫及。也同样知道那里的腐败是明晃晃的，而且是直截了当的，尽管大大方方地同他商量数字，完全不必拘谨和不好意思。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我知道随拉把病亡的朋友的妻子接纳为自己的妻子是完全合法的，而且也充分证明了随拉的善良，因为他接纳的不仅是一个妻子，还有一群孩子的沉重负担，随拉得为此而加倍工作。每次有人员去几内亚，都要捎去我对随拉的问候。随拉也曾致信与我，告诉我他的孩子都在渐渐地长大，还有的已经找到了工作，同时表示他对我及家人的祝福。我又何曾不挂念随拉及他的家人。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我完全理解随拉在几内亚给我介绍女朋友的用心，而且是精挑细选的。除非，我从此不再跨进国门。

虽然时至今日，我还不了解几内亚的一切，但我时刻期盼着几内亚人民在经历了最后一次政变动荡之后，再一次过上安静祥和的生活，并从此走上富强和新生。因为我的朋友随拉及他的家人，还有那些曾经与我们一起工作过的朋友，真的不希望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动荡的镜头中，穿梭在无情的弹雨里，在坍塌的废墟上失魂落魄地寻寻觅觅。

 

（十）出入马里

 

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

我们修筑的道路起自几内亚康康市，终点就是马里共和国首都巴马科。我们所修筑的路段前边接续着意大利萨里尼公司的路段，后面连接着法国萨道木公司的路段，在往前，就是马里境内的道路，由突尼斯公司承建。

我们的项目部距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约800多公里，而距马里首都巴马科不足240公里。正因为如此，在材料和设备配件的采购上，我们只能舍远求近，还是到巴马科采购比较合算。本来，材料和设备配件采购的差事压根与我无关，但项目翻译人员不足，我这个法语文盲就只好代为其劳了，为此，在项目工作期间，我曾先后去过马里巴马科六次，每次最短的时间三四天打个来回，有时为等待货物，最长的时间在巴马科住过近两个星期。

从锡吉里前往巴马科，手续非常简便，当然，一方面是几内亚和马里可以免除签证手续，另一方面，还要同他们的边防管理上处好关系。在进出马里的六次中，我从未出示过护照，个人护照一来几内亚就被收存在了科纳克里办事处。这也有信用的成分在里面，几内亚警察局长卡马拉和边防驻军司令克劳对我非常熟悉和信任，知道我不可能滞留马里。我一般先是同我的工作助手随拉到达枚省长那里要一份省长的签名信，然后，先后到警察局长和边防司令那里办理相关出关手续。办完手续，如果时间允许，我和随拉及项目具体采办人员就出发了。在两国边防口岸，出示相关手续后，再缴纳一定的出境手续费，就可以顺利进入马里境内了。

在简陋的，仅有几间小房、一根栏杆的边防口岸上，两国的执勤警察总会好奇地询问我们的出入境意图，并象征性地索看护照。其实，随拉早已经告诉我，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中国的茶叶。当然这些东西我们总要随车带上一些的，以便通关时不受阻挠。如果哪次忘记了，塞上一点小小的酬谢还是可以过关的。也算“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吧。

几内亚境内我们的公路施工路段，以及接续我们路段的法国萨道木路段，在地形和景物上非常相似。但过境进入马里后，地形和景物却有了极大的不同。在几内亚境内基本是丘陵地带，进入马里境内不远，在道路的左手渐渐出现了一座雄浑的山脉，这座山脉东西横亘，穿越塞内加尔南部、几内亚北部边境以及马里中西部，绵延上千公里，是撒哈拉大沙漠南缘的一道天然屏障，名叫梅尼奥库鲁山脉。进入马里境内，这条山脉就一直伴随着我们。梅尼奥库鲁山脉气势磅礴，绵延矗立在尼日尔河的北部边缘，在马里境内，大山与大河几乎平行延伸着，山上植被稀疏，怪石嶙峋。距马里西闭市东部约10多公里，有一处叫做妖魔洞的景观，就在公路的边缘。从洞口展示的图片解说中可以得知，妖魔洞与大西洋相连，凡是接近洞口的人或动物，诸如牛羊之类，常常被巨大的飓风吸入洞中，永不复出。虽然不信，但我们毕竟不敢冒这个险，只能在稍微靠近的地方感受一下从洞中扑出的凉气。

如果时间来不及或是修路塞车，在天黑之前，我们有几次只得住在距巴马科100多公里的西闭市。西闭市的大小就如同新疆南疆阿克苏西边的三岔口镇，一条土路横穿而过，路基两边是数得过来的两溜白墙草顶的土房。西闭市的宾馆也是如此，进了大门，有十几座圆锥形的泥墙草居，如同一个个独立的别墅。推门进去，仅在中间放着一个大木床，围裹着一顶大蚊帐，再加上一个脸盆，别无他物。在几内亚和马里，是不允许同性居住的。我们也只好奢侈一回，一人一个别墅。不知道，这样的高级宾馆和别墅，在国内是否会有人欣然入住。

在尼日尔河平原的旷野上疾驰，在梅尼奥库鲁山脉的伴随下，巴马科总会在车辆驶上最后一个陡坡的一瞬间，突然像一幅巨大的画卷一样呈现在你的面前，令我不禁想起了李白“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的诗句，其实，巴马科与我们暂居的锡吉里市同在尼日尔河的北岸。巴马科依山伴水，坐落在撒哈拉大沙漠的南缘，是一块不可多得的宝地。

在巴马科办事期间，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我和随拉都入驻在当地人开的旅馆里，因为这里的意大利面做的非常地道，正和我的口味，另外，也是为了照顾随拉的民族习惯。在我的要求下，我们还住过两个中国旅馆，一个是湖南人办的，饮食是变了味的湖南菜，另外一家是东北人办的，名字叫熊猫旅馆，做的却是比较辛辣的川菜。

在马里，我们去的最多的是卡特彼勒配件公司和丰田公司，在那里定的配件应该比较纯正。为了定做碎石机的斗牙，我们还与一家当地公司打了数次交道，起初这个公司的老板信誓旦旦说一定会帮我们打造出合格的斗牙配件，但因为这个配件的工艺和耐磨系数要求太高，他不得不把我们交付的定金如数退还了。

马里历史上曾是加纳帝国、马里帝国和桑海帝国的中心地区。这个国家政局比较稳定，信奉伊斯兰教，种族以黑人为主。可能很难想象，作为首都的巴马科，其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总体上比几内亚首都强一些，但同我们国家的中等城市还相差甚远。巴马科主要的集市在市中心，由当地市场和黑木市场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集市。黑木市场主要经营黑木雕、象牙饰品、鳄鱼皮制品及一些小的工艺品。在非洲雕刻工艺中以黑木雕最为著名，黑木在非洲是一种名贵木材,类似于中国的红木,除了比较稀有,重要的是黑木本身具有非常优秀的特质：木质致密而坚硬，比重远高于我们的红木。黑木雕的主题多为夸张的人体造型和动物，他们将生殖繁衍视作最为神圣，是黑人心中的期盼和圣物。因为我们在项目上每月只发一点日常生活费，手头拮据，故在马里未能买上一件黑木雕，但是那些黑木雕的造型和寓意却深深地印刻在了心底。

在马里期间，还有幸陪随拉去过几内亚驻马里大使馆，去探望他在那里供职的朋友。只记得大使馆的官员非常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咖啡。也曾到过中国驻马里大使馆，但那所高耸的布满无数小格子型窗户的大楼，很是威严，未敢踏入。因为，中国有一句俗语，叫“无事不登三宝殿”，也担心受到冷遇，让随拉耻笑。因为工作关系，曾经与驻马里的中建公司和中海外公司打过几次交道。中海外公司驻地在巴马科城的南部、尼日尔河南岸，工作人员非常忙碌，对来人不太热情，几乎都是在门外匆匆交谈几句就离开了。

中建公司的驻地在城市的东部，是一座鲜花盛开的院落，至少入住过三次，饮食非常丰富可口。这里的人，大都在马里工作了五六年以上，其中中建公司的老总李玉斌年届六十有余，河南人，非常和蔼可亲，已经在马里工作了18年之久，经历过马里三任总统，是真真正正的“马里通”。从他那里得到了一些工程合作的信息，后来促成了我们两家公司在项目上的合作。也正是从中建公司李玉斌总经理那里，我了解到了一些国际工程市场的经营管理知识，扩大了视野，开阔了眼界。

一个中国公司要想在海外市场站稳脚跟，并不断延拓业务，必须要有一批长期在外从事经营的“当地通”，要在海外建设永久基地，打造航母基地；绝不能仅仅是组建“野鹅敢死队”式的队伍，始终把一批新人投放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永远在陌生中循环摸索。

 

（十一）别了，科纳克里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

从进入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到离开那里，一个是在白天，一个是在晚上。

我在那里揭开了浏览异域风情的扉页，也是在那里结束了一段在异国他乡的人生旅程。始终没有机会看到科纳克里的全貌，但我在几内亚的一隅，在他的东部边陲，在锡吉里，却用每一天的劳作，完整地领受了几内亚的风采，结交了随拉这个忘年挚友，得到了他的许多诚恳的协助，以及如何在当地开展工作的宝贵指导；结交了许多朴实的黑人朋友，认识了人性真纯的本来面目；历尽了工作和生活的艰辛，打磨了自己的意志和毅力，懂得了付出和感恩的真谛，对从此之后的每一天都充满了生活的欣喜和生命的感悟。在得到的一次次尊重中，也真切感受到了中国在非洲的分量，以及祖国与非洲人民的友谊。

今天，会很快地轻易地过去，就像一阵风轻轻地掠过一片沙丘，没有什么会像一些沙粒一样轻盈的滑下，但是一些我们无可改变的却已经失却在岁月的踪迹里了。几内亚，常常在我的怀想里！

我很想再去锡吉里市最大的市场北边的街道里，去看一看那里出售的铁的或塑料的壶具用品、意大利面品、各国主要是中国的日用品，还有几内亚民族日用品，还想，像风一样穿过，用中国人的急促的步伐穿过，用亲和的目光同来来往往的人示意。我很想再去高大木棉树护佑下的邮局，用急切盼望的心情去收发来来回回的信件，想象着鸿雁是如何地越洋过海，在心底里舔舐着相思的酸苦。我很想再一次坐在路基上高高的土堆上，看着滋润西非大地的尼日尔河在烈日和骄阳下无声地奔流，或是再次驾车冲上笨重的德国轮渡，和匆匆忙忙的几内亚人一起为生存而无畏地奔忙。只是这样的日子就像风一样远去了！

过去了好多年，随拉还会像陪同我的日子一样，为他的大老婆、二老婆，还有那些孩子购买生活的用品，而穿梭在繁忙的集市中吗？我无法想象，从我的内心来讲，我期望像随拉这样的对本民族充满期待的汉子永远穿梭在几内亚的集市上。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人，也许从远古以来，他就是一个永远站立或行走在非洲大地上的一个农民或是一个力工，就是我的父兄，就是我自己！

随拉，过去了好多年，你还活着吗，你还像父鸟一样噙着子叶，在炎热的气流中，在笼笼葱葱的芒果林里，衔着果粒寻找着你的还有兄弟们的孩子么？我无法想象，我想，你一定在我的期望中永远地活着！

别了，科纳克里，锡吉里！

几内亚，你何曾不是我人生历程中的第二个故乡！